“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七八十年前，在红岩，一群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他们胸怀坚定理想信念，在国民党统治区艰险复杂的环境中，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非凡的政治智慧，英勇斗争。
红岩，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精神地标。
红岩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产物
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各个革命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时代使命不同，就必然导致各革命精神在实践基础上的区别，由此造就革命精神各自不同的鲜明个性和独特内涵。
任何一种精神的产生，都基于一定的历史土壤，红岩精神也不例外。
红岩精神产生和形成的时代，是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各派政治力量相继汇集重庆，重庆也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许多重大事件在这里渐次展开。
红岩精神的形成并非偶然，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产物。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就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就是国民党统治区。
伟大革命实践总会激发崇高的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她们都来源于党领导的革命实践，又反过来推动革命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有关系党生死存亡或发展方向的根本性、战略性、关键性实践，也有事关党工作全局的重要实践，还有涉及区域性、局部性工作的实践。这些革命实践客观存在的层级差异，自然会带来革命精神在层级上的不同表现。而孕育自国统区的红岩精神，在这三个层级上都有丰富的内容。
1939年1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为书记。南方局在这里领导广大国统区以及港澳地区的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并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谈判，与各党派和各界人士交往。1945年8月，毛泽东亲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1945年12月，中央派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到重庆参加旧政协会议。1946年5月南方局迁走以后，我党又在重庆成立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继续领导西南地区党的工作。
这些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工作，都与一个名为“红岩”的山坳密不可分，那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重庆近郊的驻地——红岩嘴13号。由此以红岩为代表的“红色三岩”不仅成为南方局代表党中央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的指挥中心，也成为给国统区人民带来光明与希望的一座灯塔。在长期革命斗争历程中，这种以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国统区广大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培育主体的革命精神，便被赋予了一种既具有独特地理含义、又蕴含革命象征意义的称谓——红岩精神。
中共中央对国统区工作的领导及重庆谈判的历史壮举，构成红岩精神的坚实根基
红岩精神产生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逐步成熟时期。
对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毛泽东站在中国革命全局的高度进行了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说，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必须是武装的，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1940年12月，在当时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明确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有理，有利，有节”。对于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工作的政策，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为“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中共中央制定的一系列体现毛泽东思想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国统区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面对国民党的极限施压和军事紧逼，他以革命家、政治家的雄才伟略，既在谈判桌上纵横捭阖，又在电台前指挥若定，以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最终促成“双十协定”的签订。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向社会各界展开密集的访问和会谈，广泛接触不同政见人士，通过深入的统一战线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建国主张得到国际社会和国内广大人民的普遍认同和支持，赢得人心归延安。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笔昆仑顶上头。”毛泽东此举，被诗人柳亚子赞为“弥天大勇”。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虽然只有短短45天，但却发生在战后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重大历史阶段，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可以说中共中央对国统区工作的领导和重庆谈判的历史壮举，构成红岩精神的坚实根基。
南方局长期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的斗争实践，构成红岩精神的壮阔主干
一张泛黄的纸，192个字，落款写着“一九四三，三·一八，于红岩。”
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事为他准备了简单的茶点祝贺，但他没有出席，而是在办公室写下了这篇传世的《我的修养要则》。
文中提到：“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要有发现和创造；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是革命队伍中较早“进城”的人。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如同“染缸”。
依照中共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党员同国统区三教九流的各种人物接触，要做到“三勤”和“三化”，即在实现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中深入社会。
周恩来不忘以扎根群众自勉，而且要党员在社会交往的同时，如同“六月风荷”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当时在国统区，共产党的组织不能合法存在。即使是具有合法身份、被国民党允许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的任何行动，都被置于国民党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馆周围和中共人员日常活动必经的路途沿线，被部署了各式各样的监视岗哨，在国统区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啻处于“龙潭虎穴”之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多次拒绝蒋介石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并为一个大党的要求，挫败其“溶共”图谋，既坚决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地位，又艰难维系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于国统区的广大中间党派、无党派人士、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力量，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不断加强对他们的工作，团结他们共同抗战。战时大后方聚集着众多的著名学者和文化知识精英，周恩来等人理解和重视知识分子的特点和作用，通过各种渠道与各界知识分子保持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引导他们在抗日民主运动中发挥进步作用。
周恩来曾说，在国统区工作的共产党员，要树立一个信念，就是“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会到来”。
在国民党不断制造摩擦，屡屡掀起反共高潮时，南方局领导人处变不惊，对形势进行缜密分析，坚守重庆阵地，争取时局好转。南方局的努力斗争，一次次挽救了濒临破裂的国共合作，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思想境界和浩然革命正气。
国统区广大党员和革命志士坚持真理、无畏牺牲的顽强奋斗，构成红岩精神的繁茂枝干
在党中央领导下，国统区党组织及其所属党员，深深潜伏在国统区的广大农村以及城市各行各业，他们在复杂险恶的社会环境里以特殊的方式竭尽全力为党工作，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者当中，还有不少人出身衣食无忧的富裕家庭。投身革命、舍生忘死的抉择，源自“为绝大多数人奋斗”的共产主义信仰。
王朴，1921年7月出生于四川省江北县一个大地主家庭，1946年入党。他在重庆为党办学，还说服母亲变卖家中田产，将所得近2000两黄金全部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
1948年，王朴因叛徒出卖被关押到白公馆监狱。1949年10月28日，王朴被枪杀于重庆大坪刑场。英勇就义前，他给母亲和妻子分别写了一封信：“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小群，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我看孩子就取名‘继志’。继承的‘继’，志向的‘志’。”
生命诚可贵，是什么让烈士们舍生忘死？自由价更高，是什么让革命志士深入虎穴不惜流血牺牲？
答案，是坚定的理想信念。
“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一行行悲壮的诗句，是无数红岩英烈用生命熔铸的铮铮誓言。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3天，国民党在撤逃前，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集体屠杀，烈士鲜血染红了歌乐山。在黎明前最深重的黑夜，他们在狱中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并给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给为之奉献了热血和生命的党组织留下了最后的遗言，这些情况被幸存者凝结成数万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其中的狱中八条意见，是红岩英烈们为党留下的血与泪的嘱托，是他们献给新中国的最后一份礼物。
嘉陵江边，红色页岩组成伸向江边的山嘴。岩石不曾言语，人们却记住了这一句话：“他们在烈火中永生。”（简奕）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