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及其所揭示的廉政规律,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我国新时期廉政能力建设有诸多参照和借鉴价值。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研究反腐倡廉历史,挖掘古代廉洁文化奥旨,汲取历史上反腐败的有益经验,对当前促进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习近平同志指出: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文化典籍蕴涵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政的大道理。”传统廉洁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历经各个朝代的丰富完善和儒法道佛各派思想的激荡交融而发展,尽管时代不同,蕴含价值观念和宗旨目的各异,但其中的许多宝贵思想不断衍化、历久弥新,至今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它是社会主义廉洁政治建设的重要文化源泉,在精神滋养、价值支撑、典型垂范和制度借鉴等方面仍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作用。

　　首先,传统廉洁文化是当代廉政能力建设的文化基因。文化的核心是一种观念,对人的思想意识具有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传统廉洁文化所包含的精神理念根植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渗透在心灵深处,从思维方式、认知模式、情感认同等精神层面,以润物细无声的潜在形式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廉洁的认知及相关价值的认同,推动着廉政能力的存养和塑造。如儒家强调“仁爱”,即要“推己及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从而形成了“正人先正己”的廉政建设观念。这就要求为政者要有“自省”“见贤思齐”的精神,在廉政管理过程中必须正身律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自身的表率和楷模作用引导廉洁风气的形成,否则就会出现“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情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上率下,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正“四风”,正是对这些传统思想的传承和体现。同时,作为文化基因,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治”“清心寡欲”,法家倡导的“俭节则昌”“法礼并重”,佛家强调的“戒恶扬善”“戒贪戒嗔”等廉政思想,在中华大地千古流传,渗透在人们的思想上、体现在人们的意识中,像血液一样滋养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对新时期人们崇廉尚俭理念的形成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支撑作用。

　　其次,传统廉洁文化是当代廉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础。传统廉洁文化中所蕴含的诸多价值观念是廉政能力的价值基础,具有导向性作用。如“廉为政本”“廉为官宝”“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等观点,奠定了我们对廉政能力建设重要性的认知深度；“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以义制利”等价值准则,构成了为政者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从政道德评价标准；“克己修身”“廉荣贪耻”“以不贪为宝”“临大利而不易其义”等古代廉洁智慧,时刻暗示领导干部要尚廉拒贪,处处警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传统廉洁文化提醒我们:　在修养上,培养淡泊寡欲、宁静致远的情趣,造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追求简朴生活与远大理想相结合的人生;　在为政上,践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公私分明的工作作风；在用人上,坚持尚贤用能、求贤若渴,强调德才并重、以德为先的原则。

　　第三,传统廉洁文化是当代廉政能力建设的典范之源。传统廉洁文化的仁政爱民思想和清官廉吏典型,为领导干部提升廉政能力提供了学习的典范、效仿的楷模。中国历史上以不贪为宝的子罕、拒收甲鱼的公孙仪、悬鱼于庭的羊续、“一钱太守”刘宠、清正爱民的狄仁杰、敢唱“黑脸”的包公、清贫一生的于成龙等许许多多至今仍受人传颂的清官廉吏,其廉洁人格典范充满现实的感召力。他们的思想与言行,已经成为当下人们识别清浊邪正的镜子、判断是非善恶的尺度和举止行为的楷模。同时,东汉的梁冀、西晋的石崇、宋代的蔡京、明代的严嵩、清代的和珅等大贪官,也成为历史上为官从政者的反面典型,遗臭万年,为历代历世的人们所不齿、所唾弃。以历史为镜,学习古代清官廉吏的廉洁之风,发挥廉政能力建设的正能量,可以营造以贪为耻、以廉为荣的良好社会风尚。

　　最后,传统廉洁文化是当代廉政能力建设的制度之鉴。传统廉洁文化蕴含着大量的各朝各代廉政制度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早在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建构了一整套包含勤政廉政精神的礼乐制度,从而开启了中国廉政制度建设的先河。自秦至清,反腐倡廉的制度设计越来越受到国家治理者的重视,经过历朝不断的实践创新,逐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颇具特色而又较为严密、系统的反腐倡廉体制机制,使反腐倡廉的思想观念、实践经验浩如烟海,体现了中华民族长期发展中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学习古代以廉为本、以廉课吏、德主刑辅、严刑峻法、监察纠举等一系列廉政治理举措,深化反腐倡廉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反腐败法规制度,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建立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来不断推进廉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及其所揭示的廉政规律,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我国新时期廉政能力建设有诸多参照和借鉴价值。注重发掘传统廉洁文化的当代价值,把握其文化根脉,注重从前人的智慧中汲取经验教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扬弃中传承,在发展中借鉴,可以充分发挥文化基因的潜在力量,为我国新时期廉政能力建设提供有益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