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汰侈》当中讲述了西晋时期石崇、王恺攀比斗富的故事，其豪奢今人读之亦为之咋舌。你拿成捆蜡烛当柴烧，我用50里锦锻饰过道；你送我两尺高的珊瑚树，我当面敲碎它再还你一棵四尺高的。两人树立的坏榜样，导致当时攀比之风日盛，勤俭美德不彰。
攀比心理古已有之，它是一种脱离自己实际收入水平而盲目攀高的消费心理。揆诸现实，攀比心理是当下推进乡风文明建设道路上最大的“拦路虎”，最硬的“绊脚石”。
媒体屡次曝出“整酒风”变“整酒疯”。固有的红白事要大宴宾朋，办出“气派”；子女升学、房屋封顶、家畜下崽等事也要广发请柬，大收“份子钱”。有新闻报道，华中一省份一位居住在深山的贫困户不愿享受移民搬迁的好政策。帮扶干部不解，贫困户答：“搬到中心村，份子钱太重，我承受不起呀！”
在这位贫困户心目中，过重的份子钱要“猛”于闭塞的居住环境。整酒收礼，攀比难遏，家庭为此要承受沉重的人情负担。张三让李四随了礼，李四就得想方设法地“礼尚往来”把送出去的钱收回来。你来我往、难解难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曾经淳朴、厚重的乡里情褪了色、变了味，就连外出的游子也难找回那份可贵的乡愁滋味。
“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考察时指出，“要加强村规民约建设，移风易俗，为农民减轻负担。”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狠刹攀比之风，把乡土中国的优秀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既是成风化人的需要，也是加强基层治理能力的题中应有之意。
息却“攀比心”，并非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比如，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为扭转攀比之风，在村规民约中写明，“除婚丧嫁娶外，其他任何酒席都不得操办，村民也不得组织参与除婚丧嫁娶外任何酒席的请客和送礼，以及为操办酒席者提供方便”对塑造文明乡风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还明确了“红喜八菜一汤无大菜，白事盆盆菜不发整包烟、不上瓶装酒”。用“小条约”治理“大难题”，因地制宜制定简便易行的村规民约，让村规民约既带乡里情，也具备一定的威慑力，就能用积极向上的“精气神”带动基层治理形成良性循环。
乡土中国，召唤“乡里情”。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最重要的精神依托。历史已经证明，“风成于上，俗形于下”。在乡村大地，不论是党员干部，还是其他行使公权力的人员，无论是富贾名流，还是德高望重的族长，都应树立起“移风易俗，从我做起”的意识，为乡里乡亲树立起一道看得见、够得着的“标杆”。不比奢华，比勤俭；不邀虚名，崇实干。乡土中国就能重新裹着相互守望的“乡里情”，滋润每一户寻常百姓家，实现乡村振兴的美好意愿。（黄嘉卿）
